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用“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等表述明確了我國下一階段推進高水平開放的決心和方向。《決定》還對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作出系統部署。

　　多位專家表示，中國正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在開放和改革的相互促進中，不斷拓展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塑造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優勢。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在開放部分，《決定》首先明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提出“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張曉濤表示，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從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到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引領經濟全球化的開放之路。歷史經驗證明，中國經濟發展離不開對外開放，高質量發展需要高水平對外開放。

　　對于接下來的開放方向，《決定》指出，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張曉濤表示，改革與開放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對外開放本身就是改革，開放對改革的促進與深化作用已經從最初的‘摸著石頭過河’倒逼機制，轉變為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謀劃、主動變革，實現開放和改革更好地良性互動，塑造我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優勢。”

　　此次開放部署對制度型開放著墨頗多。《決定》提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并從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擴大自主開放等方面進行安排。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高凌云表示，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意味著高水平開放程度日益提升，將推進國內制度改革不斷向縱深邁進。而擴大自主開放，有序擴大商品市場以及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意味著開放領域的不斷擴展，同樣可以推進國內改革向更廣領域拓展。

　　深化重點領域體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開放提到了深化外貿、外資等重點領域的體制改革。其中，對于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決定》從強化貿易政策和財稅、金融、產業政策協同，創新發展數字貿易，建設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方面作出安排。

　　張曉濤認為，這些部署既強調制度創新，又注重開放的全面性，有對數字貿易等新業態新趨勢的關注，也有建設傳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支持傳統貿易的舉措；同時統籌發展與安全，提出健全貿易風險防控機制，完善出口管制體系和貿易救濟制度，體現了外貿領域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決定》提出，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完善境外人員入境居住、醫療、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健全對外投資管理服務體系等舉措。

　　商務部研究院外國投資研究所副主任張菲表示，全會圍繞外商投資的促進、準入、保護、管理等方面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和創新，重點是繼續破解不利于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經營的各類障礙，實現內外資企業平等待遇，解決外資企業關注的問題和困難。

　　中國銀行研究院《宏觀觀察》稱，全會提出深化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有利于提高涉外投資效率與安全性，推動“走出去”與產品、技術、標準、服務出口協同聯動發展。

　　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全會還對“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和“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作出安排。《決定》提出，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繼續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統籌推進重大標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項目等舉措。

　　張菲表示，這是從國內和國際兩種視角，根據國內開放區域不同優勢特點和發展定位，根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不同的資源稟賦，及其參與高質量共建的意愿等綜合要素，推動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深度融合與互動，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高凌云認為，在開放布局上的這些安排，體現了內外聯動、相輔相成，對于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形成國際合作新優勢等具有重要意義。

　　高凌云同時表示，總體來看，全會釋放了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高度確定性和連貫性，展現出中國與世界共享更多開放紅利的決心與擔當。展望未來，中國的開放將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中為世界發展注入信心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