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發布的《CMF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2022年第一季度）聚焦本次“全球”通脹，并指出，全球發達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擴張是導致本輪通脹發生的必要條件，供應鏈重組和地緣政治沖突導致的大宗商品供給短缺是引起這場通脹的導火索。而全球化倒退或將不利于通脹的抑制。雖然總體而言，通脹在中國并不嚴格成立，但面對國際通脹，中國要在國內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處于溫和水平的情況下，采取更加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現經濟的平穩運行。

“本次通脹具有非常明顯的結構性特征，體現在不同類型國家間的通貨膨脹特點是不一樣的。”報告指出，在發達國家中，除日本外的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和CPI都出現了快速上漲。在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CPI并未比之前高出很多，PPI與發達國家相比在2021年還出現了下降趨勢。

報告在分析全球供應鏈重組對本輪國際通脹的影響時指出，引發或加劇本輪通脹的因素在疫情之前的特朗普執政時期就已經存在。隨著疫情的發生和蔓延，在全球需求沖擊下，通脹在供應鏈重組帶來的影響下才得以充分顯現。

一方面，集裝箱短缺成為限制全球運輸能力的重要瓶頸。疫情發生后，發達國家的勞動參與率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即便經過近兩年的修復，目前發達國家的勞動參與率仍相比疫情前有相當大的差距。勞動力短缺疊加集裝箱短缺成為影響本輪發達國家PPI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芯片行業成為全球供應鏈斷裂的“重災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本輪通脹的走勢。一來是疫情發生后全球醫療用品的芯片需求猛增，擠占了芯片對其他行業的供給空間。二來是生產者對全球經濟復蘇帶來的商品需求回暖預期不足，導致供給和需求出現脫鉤，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芯片供應鏈斷裂問題加劇。

而在疫情發生前，隨著全球貿易體系重構和貿易摩擦，全球生產網絡已在進行緩慢的調整。很多生產和勞動力成本較高的商品的生產開始向部分東南亞國家遷移。受貿易摩擦影響，高附加值商品的生產開始回歸發達國家，這些都使得全球生產網絡長期處于一個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在此背景下，生產網絡難以自如地應對需求上升的沖擊。

為解決國內產業空心化、制造業競爭力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等結構性問題，主要發達經濟體近年來加快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出于維護國家經濟和國家安全的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應對疫情為由，強化了對供應鏈安全問題的關注。此外，為維護傳統供應體系中的等級有序和西方國家的主導權，發達國家紛紛制定確保國際分工優勢的競爭戰略，啟動了供應鏈的人為調整，增加了生產成本，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了不確定性因素。

在本輪通脹中，供需之間的不協調、較顯著的去庫存現象、疫情對運輸網絡的沖擊以及發達國家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都在推動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并通過貿易渠道傳遞到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進一步刺激通脹的發生。

就中國的情況看，中國國家統計局4月11日發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中國CPI同比上漲1.5％，環比持平；PPI同比上漲8.3％，環比上漲1.1％。PPI與CPI同比“剪刀差”連續5個月縮窄。

報告認為，依目前的情況看，尚不會出現超級通脹。在本輪通脹中，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疊加國外需求的恢復，使得中國對應的商品供給可能會出現一些結構性不足。此外，去年國內部分地方出現的“運動性減碳”也加劇了供給方面的短缺狀況。但隨著政策的調整，相關商品的供給得以恢復，國內PPI將會呈現下行走勢。同時，中國的政策要立足國內，在國內CPI處在溫和水平的情況下，采取更加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現經濟的平穩運行，同時通過改革穩定資本市場的預期。